试析颜元的成人教育观在漳南书院的实践与创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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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习行”教学法 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学风而言，“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11]“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取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颜元成人教育思想的形成不能不受此影响。颜元反对程朱理学，反对宋儒“以偏为恶”的观念，尤其对学校仅为培养考取功名之人不满。因此，颜元主持漳南书院期间，课程设置上显著的特征是除了要求成人学生学习“六艺”，还强调“习行”。 颜元认为当时的书院教育有两大弊端：一是“返观打坐”和“对谭静敬”的习静教育，二是“执书伊吾，翅笔著述”的书本教育。他认为“六艺之教”就是培养成人学生自己动手，在“习行”中学，从而得六艺实学知识。漳南书院这种“习行经济”的成人教育方法和思想为晚清洋务派、改良派汲取，用于革新传统教育、创建新式学堂。 “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他主张“见理于事，因行得知”，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他重视“习行”教学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在他看来，“从静坐讲书中讨来识见议论”，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且终日坐书房中，影响健康。为了改变理学家这种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和讲上的教学方法，颜元大力提倡“习行”教学法。他认为“思不如学，学而必习，习而必行”，强调“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因为那种“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的”教学，在他看来“皆无用之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强调要联系实际，坚持练习和应用于实践中，只有这样，所学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 但需要指出的是，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他认为书本记载的“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岂可全不读书”。因而通过读书获得知识，“乃致知中一事”。但“将学全看在读上”，“专为之则浮学”，且书读得愈多，愈缺乏实际办事能力。因而颜元主张读书、讲说须与“习行”相结合，而且要在“习行”上下更多功夫，花更多精力。颜元反对脱离实际、注入式、背诵教条的教学方法，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从亲身躬行实践中获得知识，这可说是中国近代成人教育教学法发展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创新。 3.“真学实学”教学内容 颜元极力反对理学和八股的虚浮空疏，主张“真学”、“实学”的成人教育内容，他认为“救弊之道在于实学而不在于空言。”但汉宋儒专以“讲读著述为学……凡遇着实用功处，便含糊脱略过去……渠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只见其虚不见其实。”这种虚学的教育，就如同镜中花、水中月，是空疏无用之物，学习只能纸上谈兵，当有问题出现之时，则不知所措，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此颜元极力主张改变空谈虚学的学校教育，实行实学的教育内容，学习那些对国计民生有用的知识。他所倡导的以实用为主的教育内容是“六府”、“三事”、“三物”。“六府”是指金、木、水、火、土、谷；“三事”包括“六德”（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三物”也就是“三事”，两者异名同实。“三物”之重以“六艺”为根本，“六德”、“六行”分别是“六艺”的作用和体现。因此，“六艺”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既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又包括“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实用科学。 四、余论 颜元在漳南书院身体力行，从事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了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并在批判中创立了以“实学”为特征的成人教育理论体系。他主张学校为“人才之本”，必须培养“实才实德之士”，提出应该传授包括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内的“真学”、“实学”，强调接触实际，在躬行中获得知识的“习行”教学法等。颜元为漳南书院所作的课程设置已经蕴涵着今天成人课程设置的萌芽，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