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唯物史观的逻辑创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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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改革的时代逻辑 中国改革的时代逻辑亦即中国改革的时代规律。对中国改革时代规律的探讨不能停留在原先关于历史规律的抽象议论上，必须深入到改革时代的深处，探讨其特殊的时代逻辑，如此才能抓住这个伟大改革时代的根本问题，把准这个时代的发展脉搏，掌握这个时代的变化大势，从而相应地提出这个时代的根本任务，制定这个时代的发展大计。 长久以来，哲学历史观对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仅仅满足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本质规律的阐述，并运用它来论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历史观的研究不能满足于此。我们还要深入到历史的表象背后，探究它何以如此的“特殊逻辑”，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后适应时代的需要洞见历史行进的新的时代逻辑，这既是在实践上实行时代变革的根本要求，也是在理论上推进历史观研究的迫切任务。 反思改革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所有取得的成就，经历的挫折都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有关。我们曾充满理想和激情，曾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了常人不能克服的困难，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骄人成就。但是，正如列宁晚年所说的，革命的激情只能凭借，而不能依靠。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生活有其固有法则，人只能“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而不能长久以头立地，一厢情愿地让世界属于我们的头脑。因此，在激情过后，当理想降落尘世，失败和挫折就难以避免。 1978年底在古老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旷古未有的社会主义改革，开启了主体觉醒和主体反思的新时代。旧的时代原则因其虚幻的本质已无法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历史要求顺应自身的发展，在超越旧的原则的基础上遵循客观的时代逻辑提出新的时代原则。 新的时代“原则”和时代逻辑代表着新时代的根本要求和必然趋势，是新时代内在本质规律的表征。是时代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的集中凝结和高度浓缩。在历史领域，存在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逻辑”不是别的，就是源于这个时代并支配着这个时代的时代“原则”。若抓住了这个“原则”，就抓住了时代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凡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历史就会呼唤伟人的产生。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和穿透历史迷雾的犀利眼光。紧紧地把握住了被历史表象所扭曲但终究以铁的必然性存在的时代逻辑，并自觉地把它上升到思想原则的高度。他不仅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破除个人迷信，大力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高度敏锐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孕育和形成中的新的“思想原则”，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展开全面的反思和再认识，并在这种反思和再认识的基础上寻求解答问题的正确途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当大多数人还处在“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的时候，邓小平就清醒地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指出国际共产主义所遭受的挫折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种种曲折过程，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断地提出和研究这个问题，并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解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应用到“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对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性问题进行重新考量。这是解放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解放思想的实质所在。如果说我们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的根子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无可置疑的先验原则来裁判实践的话，那么现在一切要重新校正过来：不是本本上的先验原则检验实践，而是实践检验本本上的原则。这是发生在思想领域里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标志着客观的时代逻辑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行程之后，终于通过邓小平理论在时代的思想逻辑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反思三十余年改革，从农村承包制到城市企业改制。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从沿海特区的率先示范到内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几代领导人的理论创新到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在这些历史活动的背后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时代逻辑和思想原则在起作用，这就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不断反思，而改革的每一个进步和进展都不过是这种思想反思的对象化或外在的物化。我们常说，思想解放是先导，严格地说，是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实行思想解放。才能充当改革的先导。思想解放固然表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思想活动之中，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才能抓住其关键和症结所在，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内在的动力源泉。才能为克服前进道路上种种自我设置的障碍扫清道路。才能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才能真正解放历史的主体、提升其自我意识、激发其创造精神，才能使一切束缚人和物的旧体制旧观念得到破除，使一切创造性的资源竞相涌流、一切创造性的活力竞相进发。三十余年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人的自我解放，是人从自身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那种呈现在历史物象中的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束缚，归根溯源都是自我思障的化物。消除外在的束缚，必须从消除内在的思障开始，物的解放的根本在于人的解放。改革以来在思想观念上几次大的思想解放，在实践中几次大的改革突破，在本质上都是把人从自我束缚和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人从外在的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内在理性还给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把人从抽象的思辨教条中解放出来，把立足于现实的思想还给人；农村的承包制改革把人从集体管制和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的流动和劳动自由还给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把人从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主体创造性还给人。改革的实践一再启示我们：最大的自我束缚来自于社会主义本质概念根深蒂固的先验认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思想反思能走多远，我们的思想解放就能走多远；我们的思想解放能走多远，我们的改革就能走多远；我们改革能走多远，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就能走多远，这就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逻辑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发展逻辑。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历史又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关节点：经济体制改革有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待突破，文体体制改革有待创新。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改革还可以单维和单面突进的话，那么现在多维和全方位的改革任务已经不可回避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如逆水行舟，改则进，不改则退，全面改革则进，单面改革则退。值此之际，中国何去何从?又成为一个时代的严峻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对于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作出自己的解答。实际上，三十余年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白无误地昭告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逻辑没有改变。由这个时代逻辑决定的时代根本问题和根本原则，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还未能得到解决，改革之路远未完成，思想解放任重而道远。因而人的自我解放还处在途中。这就决定了我们这场改革必须继续循着它自身客观的时代逻辑线路向前行进。在当代中国，离开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来谈论社会发展是不现实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不可违逆的逻辑铁律。因此，紧紧地把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进程，自觉地充当时代思想原则和民族精神的实践者，是我们进行新的突破、开创新的局面、实现新的飞跃的必然逻辑。 三、唯物史观的创新逻辑 如何发展和创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学术界自改革以来就开始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任何理论都有一个发展和创新的问题，唯物史观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作“套语”和“标签”的教条主义学风就已经萌芽。这种学风后来以不同形式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范围内长期存在。在这样的氛围下，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问题就成为不可触及的理论禁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史观的革新开始被提了出来并得到热烈的探讨。正是在这种探讨和论争中，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并取得了一些值得予以肯定的初步成果。 以哲学教科书为例。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教材是一个由“两部分”(辩证唯物义、历史唯物主义)“三大块”(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小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所组合起来的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主要内容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拉布里奥拉的《唯物史观论丛》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尽管像布哈林这样富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阐释唯物史观时，充分利用其经济学素养，提出了社会平衡理论，并猜测到了社会系统论的关键要点：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把“社会心理”看成是介于经济基础与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层次。但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个唯物史观的主干部分进行发挥和补充，并未突破其自我预设的理论框架。 改革以来在关于哲学教科书的革新中，对唯物史观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更动。例如，增加了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文化、文明、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使唯物史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丰富。然而，总的来看，这种变动和更新仍然没有超出教科书既定结构的范围。只是在这种结构范围内所作的几乎是最大限度的“增量”。 对唯物史观的这种改革无疑是一种探索，但实践证明，这种往既成的逻辑架构内不断“增量”的改革，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实质上的创新。唯物史观本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创新必须变革思维方式，在体系和内涵上进行双重的“突围”，使其成为一个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实践血肉相连的开放的和生动活泼的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对固有原理的经院诠释和抽象思辨上。唯物史观应该成为一个与时代发展逻辑相契合的由“已知”进入到“未知”的活的逻辑，而不是用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的僵死公式。这是改革实践对于历史观发展的热切呼唤，也是唯物史观实现自身变革并能在改革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的迫切要求。 唯物史观发展的路径同样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因为实践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在这种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改革探索中，捕捉时代的“特殊逻辑”，特别是具体地研究我们这个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代的新的时代逻辑。在研究中为人们认识时代的根本问题、把握时代的根本矛盾、反思时代的思想原则、预测时代的发展趋势，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是创新唯物史观的根本之道。 研究每一个历史时代特别是现时代的“特殊逻辑”。即是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真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留有完整的历史观专著，其基本思想主要渗透在经济学著作以及一些批判性著作之中。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虽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了最集中最经典的概括，但它毕竟只是一个简略的总结，决不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全部。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学的笔记和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在一个简短的《序言》中未予表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以《序言》为范本，企图制定规范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挂一漏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例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理论、“类本质”理论、人的本质发展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合力论”的思想、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思想等等，特别是马克思关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思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文明“活的灵魂”的思想等，都是唯物史观内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在改造和发展的基础上，把这些内容充实到唯物史观理论中来，这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狭隘理解，还原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理论的原生形态，是十分必要的。 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要深入到社会历史中去，具体地研究它的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哲学、艺术、风俗乃至科学、技术等等，特别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和升华，同时又是它的内蕴和实质。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直接的对象是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特别是精神形态的文化，它是在透视文化现象中捕捉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精髓”和“灵魂”，并将其上升到哲学本体论和历史观的高度的。哲学历史观固然要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但是它与经济学和政治学不同，它是从思想的、观念的、文化的角度切入，去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及其他，然后通过这种研究提炼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文化观念。因此，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是要抓住贯穿于时代之中隐藏于历史表象之后的“思想原则”、“民族精神”，就是要找出时代的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而说到底，从历史中去寻找，也就是从人自身中去寻找，在这里，历史和人融为一体，历史即人，人即历史。于是，物的研究和人的研究、抽象的研究和具体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研究、理论体系的研究和生活实践的研究，都在这里内在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诚然。唯物史观的逻辑创新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的原则和预定的模式，如果谁要这样作，那就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原点。三十年来关于历史观改革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事先预设如何改革的体系框架，结果使得这种改革始终被封闭在体系框架之中不能有所突破。哲学历史观是不受任何固有体系束缚的一门关于自由的科学，只有让其享受自由，才能让其回归智慧，只有让其回归智慧，才能在时代的变革和人类的生存中显示其智慧的活力，发挥其智慧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