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感(2)
二、对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评论:知识的增量与限度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野心很大。贝尔试图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六章中“提出调和以下两者的一些手段:一是对一个正义公平的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是社会管理方面必要的公共社区特征——我称之为公共家庭”。在贝尔看来,要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危机,甚或一同缓解/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应从政治领域入手。政治领域是各个国家社会得以凝聚的中心,当然也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凝聚,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得以长存的基石。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国家政治领域的凝聚问题,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在文本中,贝尔于西方历史文化中吸取对缓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用的文化元素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满。在贝尔看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或必然结果。“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凸显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良序国家”的存在。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以默认“良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维续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该种政治秩序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而,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就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为基的前提条件“良序国家”或政治秩序问题化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个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如何存在抑或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贝尔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其最大的理论负担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文化(如共识、信念等)之历史性或内部性矛盾的激化而可能会崩解。基于这种负担,贝尔在西方文化史上寻找当下西方社会能够公认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理论提炼,以消减西方社会可能崩解的文化内因。在这种意义上,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中存在相较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增量。 三、结语 贝尔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表达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他饱含着他对其所生活于其间之政治秩序的爱,并努力以理论的方式,用理论去表达他的这种爱,进而体现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认同。他认识到了他所生活于其间的美国社会的国家危机/认同危机。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基点,他分析了该问题得以出现的内在/深层原因,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但贝尔并不满足于提出问题,他还尝试对其所提问题进行解答。他于西方文化史上吸取有用之元素,以形成一种名叫“公共家庭”的理论:一方面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危机这一现实问题,同时又试图解决西方社会认同危机出现的深层问题,亦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缘于贝尔的某种社群主义立场,他看到了罗尔斯自由主义理论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认识,但其“公共家庭”理论也未能避免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对它基于社群主义理论前提所内置之缺陷的潜在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