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目前由于《调解法》规定比较笼统，各地“医调委”轰轰烈烈的实践探索阶段，相关理论研究与制度建设尚不成熟。本文结合《调解法》有关规定以及目前我国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运行中存在的困境与不足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进而就如何完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提供了相应的路径选择，以求更好的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社会发展。

　　论文关键词 医患纠纷 人民调解机制 审判

　　一、人民调解制度在医患纠纷中的实施

　　良好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是确保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医患纠纷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若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极易形成群体性事件，不仅患方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且会严重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甚至威胁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从而也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2002年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患纠纷处理途径有和解、行政调解、诉讼等各种方式，由于医患双方和解带有很强的任意性，其公正性及合法性无法得到保证；“老子审儿子”的行政调解方式很难妥善并终局解决纠纷；而民事诉讼作为解决医患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备受质疑。因此必须探讨一套新型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社会矛盾。2002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开启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立法和司法者都希望调解制度能以其优势成为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为ADR应用于民事、商事、刑事等近乎所有纠纷解决领域提供了法律支持。2010年司法部、卫生部、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新时期人民调解在化解医患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其组织机构、队伍建设、保障机制、业务工作、指导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该《意见》法律效力层次过低，而且在具体规定的内容上也存在缺陷，亟待完善。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调解法》）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适应了我国当前和谐社会依法治理的需要，开启了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起点。为进一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卫生部2012年卫生工作要点中进一步提出加强医疗服务管理，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设，保护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的明确要求。全国各地先后建立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组织（以下简称“医调委”）开展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实践探索，截至2011年10月份，已成立医调委1358家。医调委网络地市级以上全覆盖，县级覆盖面达到73.8%。各地医调委作为解决医患纠纷最现实、高效的方式，对于集中化解医患纠纷，从根本上缓解医患矛盾、保证正常医疗秩序，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

　　二、人民调解制度解决医患纠纷的困境

　　《调解法》对人民调解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但仅搭建了适用人民调解的基本框架。各地“医调委”在轰轰烈烈的构建中对适用调解处理纠纷的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员选任、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没有统一的规定，争议较大，医患纠纷的调处依然是影响医患和谐的棘手问题，医患关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
　　（一）医调委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民间调解所具有的内在活力
　　根据《调解法》第五条、第七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医调委从性质上看应是一种社会自治型的民间调解组织，相关行政部门仅仅对医调委的调解工作进行指导。但从医调委调解医患纠纷的实践经验看，医患纠纷发生后，不管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出于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考量，只要患方提出要求，医调委往往会在由相关行政部门出面组织协调下对医方施加压力，由此使医方陷入“被调解”的无奈境地。医患纠纷调解由社会自治型的民间调解变为一种政府控制型的调解。医调委行政化色彩浓厚，失去了其民间调解组织所具有的自愿性与主动性，缺少内在活力。
　　（二）调解程序随意性太强，调解的公平性与合法性备受质疑
　　在法治背景下，“依法调解”应当成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正当化的标志。调解程序的规范性、合法性是促进医患纠纷公平、合理解决的基石。由于《调解法》对医调委调解的范围、启动程序、调解方式等程序性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致使调解程序过于随意，往往会损害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医患纠纷发生后，患方往往认为诉讼解决方式费时、费力，医疗赔偿诉求未必能得到有效支持，于是倾向于选择更为“经济实惠”、“方便快捷”的解决途径—调解。但在调解过程中，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患方往往会采取“边调边闹”“调调闹闹”的谈判策略，甚至会采取摆花圈、设灵堂，挂条幅等“医闹”方式干扰医院正常诊疗秩序，不管是否属于医疗事故，不管院方有没有过错，患方经常漫天要价，最终的调解结果是院方屈从于社会舆论、行政干预等各方压力拿钱来息事宁人，被迫签订不公平调解协议，时常发生“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不公平调解结果，打乱了公平的调解程序，损害了有序的社会秩序，恶化了医患关系，为公序良俗的良好社会风气蒙上了阴影。
　　（三）缺乏配套制度保障，调解的主动性与有效性大打折扣
　　1.资金保障不到位，阻碍调解工作开展
　　对于调解不收费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来说，经费保障是一切调解活动开展的基础，经费问题不解决，医调委的各项工作将很难持续。按照《调解法》第四条、第六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调解法》只对调解经费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对经费落实的检查督促机制。《意见》提供了医调委经费获得的三种途径：一是其经费由设立单位解决。二是经费不足的，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争取补贴。三是通过吸纳社会捐赠、公益赞助等渠道筹措工作经费。但是实践操作过程中这三种经费来源的保障性太差，医调委的交通费、办公费、出差补贴等必要费用支出甚至需要由医调员垫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影响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