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只有满足受众的需求才能吸引受众、才能达到扩大自身影响力等目的。在这一动因的推动下，其实传媒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了一种满足社会表达进程需求的公共领域。实际上，这个由传媒制造出来的领域给民众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场所。那么这个场所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早就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个理论，他认为在这个公共领域内，不受种族、民族、文化层次、社会背景的限制，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虽然这一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相对理想的领域，但是人们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公共领域力量的波及。

传媒一直有意识地让自己成为公共领域的“操纵者”，利用对传媒的可操纵性来建立一个看似社会意志表达的公共领域，来吸引更多的受众。传媒尽可能地为每一类读者群体提供相应的内容，不论其阶层、性别、政治、宗教背景如何。它们的报道往往倾向于揭露违反公共利益的事件，尤其是滥用国家权力，犯罪行为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侵权事件，进而把传媒塑造成了为人民利益而无畏的战士和公民利益的捍卫者之类的英雄形象。如此一来，人们更加相信传媒就是能够实现自己意志表达的代理者，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对传媒产生了一种“英雄式崇拜”。传媒的认同感越是强烈，对传媒本身的发展就越有利。传媒也正是通过这种被利用的关系，来提高受众对自己的认同并壮大自己。可以说，这个进程推动了媒体、壮大了媒体，传媒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对社会意志表达的追求。

媒体是在主动与被动中实现社会意志表达的。传媒与社会表达的这种良性互动（互相利用）使得一些重要的民主形式得以实现，同样使得一些传媒得以生存并发展。传媒可能是追逐利益的，但如果失去了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表达，它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将无法立足，其存在的理由也就会消失。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原因导致了传媒不能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去推进社会进程。从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逐渐形成起，就已经打破了原始部落时代那种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造成了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平等，致使所有的社会人群不可能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麦克卢汉看来，人类社会将会经历三个阶段：部落时代、非部落化时代和重回部落化时代。这里所提的重回部落化时代是传媒技术在起作用，是发达的传媒技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而不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从表面上看，网络的表达方式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们可以实现“面对面”交流，但是人们能否真正回到最初部落时代的那种民主还是一个未知数。原因很简单，就是传媒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个制约即如何表达社会意志，媒介公共空间该如何构建是关键因素之一。

人们认为，由于传媒技术的变革与发展，使得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从“全景监狱”式转变成了“共景监狱”式。与“全景监狱”相对，“共景监狱”表现了一种反向的效果，人们不再受到来自“高塔”的监视，而是对其展开凝视。其实不然，福柯所提到的“高塔”是社会管理者，媒介技术的变革削弱了社会管理者的优势。不幸的是，“高塔”的主人却正在变为传媒的管理者，由于传媒与人们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致使传媒仍然处于主动地位。卢因的“把关人”（gatekeeper又称“守门人”）理论认为，传媒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重大的过滤功能。传媒受到高位主体、本位主体和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影响了传媒把关决策的最后结果。因此，传媒要想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传递的不对称现象，就要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采用合适的方式表达社会意志。媒体应该尽最大可能去摆脱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尽可能保持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人们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动力。

传媒功能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学界持续不断的话题。传媒有着培养受众的功能，传媒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增强人们对社会的态度，提高人们的社会意识。从积极的角度看，追求社会平衡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传媒作为有力的沟通和信息传播渠道，在社会公共空间中为社会意志的表达担负起天赋的使命，必然会在建立平衡、和谐的社会进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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