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九步讯问法需要依靠审讯者有很高的发现嫌疑犯欺骗和说谎的本领。它要求审讯员应当具备一系列的优良品质其中就有高度的怀疑以主动寻找欺骗，稳定的性情和良好的情绪控制和对发现欺骗的能力的良好内在自信。这是因为审讯策略和方法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审讯员发现辩解、逃避和各种形式的欺骗并加以利用，使其有利于击败抵抗的能力。而且指出审讯是警察工作一个高度的专业领域，一名好的审讯员所需的品质明显要高于侦查员的品质，侦查人员不能审讯犯罪嫌疑人。这明显是对审讯者有过高的要求。

　　美国学者卡森和麦克纳尔认为九步讯问法由两个主要的策略构成，它们分别涉及“夸大”和“缩小”。前一策略需要审讯人员夸大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的证明力和犯罪的严重性，进而威胁犯罪嫌疑人做出供述，这适合对不易动感情的嫌疑人使用。与此相反，“缩小”策略被推荐对自责的犯罪嫌疑人应用。审讯员诱使他们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并通过表示同情、提出合理化的借口、责备被害人或者环境、降低指控的严重性获得供述。卡森和麦克纳尔提供了有力的实验证据，表明九步讯问法暗含含蓄的威胁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宽大承诺而固有的强迫性，这些信息在定罪和量刑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含意，它们影响着法官和陪审团的认知方面所固有的某些风险，对被告人非常的不利。
　　津巴多在有关态度、顺从和服从的心理学知识的框架内分析九步讯问法，认为它在心理上是复杂的和强制的，此方法侵犯了嫌疑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而且可能导致虚假供述。他也认为九步讯问法的根本问题是审讯过程和使用的方法缺乏科学的研究。他的认识也是对九步讯问法较早期的一个重要认识，这对以后的许多学者对里德方法会产生虚假供述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启发。
　　我国对于讯问的过程研究较晚，更多的是在对讯问策略和方法的研究。在1981年时公安部预审局曾编写《预审业务教学程》一书论述过第一次讯问。到1992年何家弘教授首次将九步讯问法引入国内，国内学者才对九步讯问法有了了解，在此基础上他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九步讯问法是软审讯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和行为分析基础之上的审讯方法；其基本模式是在分析被审讯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语言或其他人体行为来说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这与硬审讯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使用强迫的方法让嫌疑人供述，不是“硬逼着”嫌疑人供述，而是以“软”的方式——即以软的态度对待犯罪嫌疑人，以软的语言说服嫌疑人，用软的犯罪后果来减轻犯罪嫌疑人的罪责感和心理压力，从而让其自愿供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怀旭教授认为九步讯问法的过程是犯罪嫌疑人心理变化由否认到供述的过程也受到九步讯问法的很大影响，在研究它的基础上将讯问过程分为讯问的开始、纠正供述障碍、促使承认犯罪、查明犯罪细节和讯问的终结五个阶段。这种讯问过程“五分法”较之以前理论的通说初讯、续讯和结束讯，很有创意，它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过程和讯问的时间顺序过程结合在了一起，从讯问过程与讯问情势的关系研究讯问，对不同的讯问情势确定不同的讯问目的，采取相应的讯问策略和方法而有效的获取真实口供有重要的意义。它很快被我国的一些学者所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此“五分法”还需进一步完善，以期尽可能地把犯罪嫌疑人由拒供到供述的心理活动及其相应对策都穷尽到，从而为侦查讯问过程梳理一个完整模式，以便侦查人员能在侦查讯问实践中使用。

　　三、简要评价

　　九步讯问法作为里德教授在美国审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审讯方法，自1974年以来，该方法一直在里德联合学校培训学生，而且学校在美国各地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举办过培训班和讲习班，共培训了20多万审讯和测谎的专业人员。实践中九步讯问法更是得到警察和侦查人员的青睐，在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在我国九步讯问法在理论方面有所研究但深度却依旧不够，侦查实务过程中更是没有被广泛的应用到讯问中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自从1997年来实行侦审一体化后对于以前的预审工作逐渐淡化，对它的理论研究也渐渐变少，所以对于九步讯问法只有少数的专家学者有所涉及，并未普及开来；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和美国的文化、法律上差异，九步讯问法更多地是从心理学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它并未有比较好的现实土壤，造成了它并没有在我国广泛应用。笔者认为主要的还是前一个原因，侦审一体化对于不仅讯问而且涉及到以前预审的所有内容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冲击。从部委到基层单位，预审部门的撤销要求侦查人员的素质非常之高，不仅要侦查抓捕犯罪嫌疑人更要审讯获取口供，审查把关犯罪证据。如果真的能如此的话，确实是一大幸事，那我国的侦查人员都是全才，而九步讯问法对于侦查人员的要求能识别出犯罪嫌疑人说谎和欺骗的行为就不在话下了。
　　国外学者专家对九步讯问法的问题的观点都有着一定的道理，九步讯问法自身尽管成功依旧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对此不能实行拿来主义，完全照搬，教条般的使用肯定是不可取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侦查讯问情形的九步讯问法才是我们研究它的目的。笔者认为九步讯问法最大的问题是它不给犯罪嫌疑人充分说话的权利，这与我国刑诉法赋予的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严重相悖。诚然讯问策略中一时打断犯罪嫌疑人说话的企图是可取的，但是九步讯问法却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试图一直不让嫌疑人自我辩解。其实这与美国的法律和九步讯问法自身有关系，因为九步讯问法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放弃米兰达规则——在审讯的任何时候，如果嫌疑犯设法向律师求助或行使其保持沉默的权利，审讯就结束了，不然的话九步讯问法也不会得到供述的。然而在我国九步讯问法却能够实行下去，尽管我国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但却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和沉默权，这使得只要我们的侦查人员讯问策略和方法得当，必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九步讯问法中的引诱、欺骗和欺诈也是一直备受诟病。它的说服中也确实是存在大量的欺骗和谎言甚至有时可以使用一些“公众认为不道德的方法”，对此英博、里德却认为是欺骗和谎言不仅是“公正的”，而且他们是“发现事实绝对必要的”。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严禁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一经查实，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威胁、引诱、欺骗的软讯问方法与刑讯逼供一样，都是非法的，当然也是被绝对禁止的，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具有可采性。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却并非如此。不可否认，我国侦查实践中的讯问策略和方法含有相当一部分引诱、欺骗和欺诈的成分，为此必须要设置一定的标准即讯问策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讯问策略不仅要合法更要求其具有合理性，获得的口供才能作定案的证据。这也许和美国对此的限制条件有些相同的地方：一是欺骗不得使法庭和社会受到良心的冲击；二是不得利于导致虚假的供述。九步讯问法的创始人尽管也声明了这两点，但只是盲目的相信“这里提供的方法和策略没有一种会导致无辜的人供认犯罪”。对此没有任何的证据和科学研究。
　　综上所述，从九步讯问法本身来看，审讯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被审讯者就是罪犯，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我国侦查讯问的目的不仅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还要排除无辜的证据，所以对于九步讯问法我们还是要区别的看待，有比例地吸收借鉴，以使其能更好的中国化，更好地为侦查人员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