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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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前辈的思想成果，对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 一、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 1、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1961年，毛泽东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形式”是对思维结构的要求和规范，它确保人们在思维中从结构上不犯错误。思维内容的真假却靠具体科学去解决。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不应包括充足理由律。1965年12月，他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理由?”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都要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思维、表达和交流。1957年，毛泽东接见周谷城，周谷城说：“形式逻辑这个东西是敌我共同的武器，我方可用，敌也可用，它没有阶级性。”毛泽东问：“何以见得?”周谷城举例说：“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私有；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公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毛泽东笑着说：“言之成理，也有力。” 2、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形而上学方法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辩证法。1938年3月25日，毛泽东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对于潘梓年在“方法论”和“技术论”下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辩证法区分开来，并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于思维实际，毛泽东认为是可取的。党中央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给田家英等人写信，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在《矛盾论》正式发表时，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删去。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反对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认为形式逻辑既可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服务，又可为形而上学和进行诡辩的人服务。有一次，周谷城当面对毛泽东说：“我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答曰，“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他又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不同于低级数学与高级数学的关系。1965年12月，毛泽东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 3、形式逻辑的应用。 毛泽东很注重逻辑理论的应用，他主张写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逻辑性。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1958年2月，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毛泽东还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力推形式逻辑文集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957年，他邀见周谷城、金岳霖和王方名，谈论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著译等有关问题。1958年，他收到周谷城的信，得知其新的逻辑著作出版，很高兴，回信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出版《逻辑丛书》时，打算收入章士钊旧作《逻辑指要》。毛泽东征求作者意见时，章士钊曾因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有所顾虑。毛泽东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在《逻辑指要》校改完毕后，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章士钊的回信中说：“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随之把其代拟的序言写出。毛泽东作出“宜于印行”的决策，有助于解决当时逻辑资料奇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