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的双重逻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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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霍耐特的政治伦理转向：对“承认”的改造与道德哲学基础 正如经历过现代社会与思想运动洗礼的理论家一样，霍耐特一开始就感受到了学派的危机。因为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阶级结构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第三代理论家面临更多的理论挑战，这时的“社会批判理论”已不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意义。在其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向米德的社会理论寻求经验支持，改造早期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把主体间性理论转化为后形而上学语言，从而通向了规范社会哲学的建构之路。 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斗争，如工人阶级斗争、少数民族争取权利的斗争等，都可视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朝着自由化、平等化和普遍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霍耐特认为:“历史的过程不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冲突的发展过程，是承认关系不断扩大的渐进发展。”④如霍耐特在标题中所指出的:他的“承认”概念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⑤ 道德成为了黑格尔思考的基础，他带着对古希腊城邦理念的热情，认为人们之间的道德互动是一个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核心，而这种互动形式就是“承认”。 在黑格尔看来，“承认”的渴望驱使人们造成了这一切。黑格尔把“承认”关系看作是建立主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同时也是主体脱离自然状态成为主体的一个必要条件。 霍耐特除了直接借鉴黑格尔早年的承认斗争理论，也借助于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开辟了权力批判的新维度：进一步明确了承认关系结构，阐发了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阐发了“蔑视”是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的原因，实现了“承认理论转向”，表达了对伦理生活的无限向往，伦理生活或者说德性的首要内容就是通过他人而认同自我，即在冲突中确立伦理规范，在差异中谋求价值同一。霍氏总结出三种形式的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应自信、自尊和自重这三种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所以，为承认而斗争其实就是一种冲突的道德和承认的伦理，它为当今政治生活提供了方法论参照，主体间交往的三种形式都被归结为伦理生活这一价值理想。 霍氏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是“社会尊严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隐蔽的伤害”。他们缺乏政治上认可的一贯语言来表达他们所受的伤害，然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采取社会抗议和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寻求自己意志的表达。因此，批判理论不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之上，而是将抵抗的根源建立在“处于得到认可的规范性冲突的闭限之下”，“有希望成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的惟一路径不是在合理化的逻辑的参照下解释社会发展，而应该是在一种社会斗争动力学的参照下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动力学在结构上处于互动的道德空间之中”。⑥在霍耐特的模式中，社会整合过程被看作是社会成员之间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承认理论代表着批评理论的重要转向，即政治伦理转向。霍耐特论证了“斗争”是一切道德冲突的内在动机，注重对“社会性”等问题的描述，即从只关注物质剥削与统治、财产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身体伤害转向关注对人的荣誉感、自尊心和尊严的伤害。他从对“物质财产分配不公”的描述，转向了“文化与心理的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公”，构成工人斗争基础的不是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公，而是“文化教育、社会荣誉和工作机会等的分配不公”，主体间的道德经验不是通过直觉对所掌握的语言规则的限定，而是通过对主体在社会过程中所获得的认同的破坏。 如果说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过多地关注社会体系对个体的异化统治，那么霍耐特的问题就在于低估了社会体系“损害”主体间性的能力，并未将批判理论建立在个体克服社会系统他律性的斗争之上。他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文化根源的关注，主张“道德性”与“物质性”的分离，但使这种分裂永恒化了。对所谓抽象的“语法”的关注也导致社会成员决定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能力被忽视了，自己的文化、关怀和价值被取消了。最大的困难在于“承认斗争”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正如霍耐特本人所承认的，承认的获得可能在民主群体中得不到承认，遭到轻视的感觉实际上缺乏“规范性方向”。 如果“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必须被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的批判框架，那么承认的政治应当是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一面旗帜，它为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等带来了理论支持。霍氏对后现代主义似乎有更宽容的态度，他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的立场。 极权主义的政治经验是法兰克福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实践是其思考的参照系，而德国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学说则是三代理论家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对理性、启蒙、交往、承认的思考引发了伦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变化。但对具体社会存在领域的关注与对普遍规范性的批判之间的对立是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摆脱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