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康德的普遍道德原则并不能成为了人类所有行为动机是否符合道德的唯一标准。不考虑人的感性特征和社会因素使道德法则有了内在的逻辑矛盾。
　　（二）道德法则中的利己主义倾向
　　判断准则上升为法则是否矛盾的第二条标准是“人们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准则成为标准”这条判断标准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首先由于每个人的特殊性，每个人的will不可能完全一致，也就达不到最后完全一致的结论。其次，即使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这个标准也隐藏着一定程度的利己主义倾向。如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约翰·穆勒所批评：“当他（康德）开始从这个第一原理推演任何具体的道德义务时，他的表现却近乎荒唐可笑，他本应说明，若所有的理性存在着都接纳最无耻的不道德行为规则，那么其中就会出现某种矛盾，就会出现某种逻辑上的不可能性（事实上的不可能性就更不必提了）；可是他向人们说明的仅仅是，若不道德行为规则被接受，那么其后果是没有人会选择去承受的。”穆勒的这个批评指出了康德的普遍道德法则实施中的利己主义倾向。如康德举的第四个例子，要帮助别人，如果把“不要帮助别人”上升为普遍法则，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愿意按照这样一个原则作为自然法则到处生效，却是不可能的。一个决定这样做的意志就会与自己抵触，因为毕竟有可能发生不少这样的情况：他需要别人的爱和同情，而由于这样一个出自他一直的自然法则，他会剥夺自己得到他所期望的协助的一切希望。”这个例子里面蕴含的利己主义原则与康德的义务论就发生了矛盾，“人们在谈到康德所说的这四条责任时，对康德关于‘帮助他人’这条普遍原则所作的解释非常不满，屡屡提出批评，主要是认为康德在此偷用了功利主义的原则。这种批评也不无道理”。
　　利己主义原则隐藏在普遍道德法则中，和尊重德性、高扬义务的康德道德哲学发生矛盾。也是“道德法则”概念的一个内在逻辑矛盾。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道德法则”概念虽然能在抽象普遍的意义上提供一个道德价值判断。但如果深究其中的逻辑，康德由于没有考虑人的欲望和特殊社会因素，仍然存在着一定逻辑困难，并不能普遍实践到人类社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