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从上世纪末国务院出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低保义工明确进行法律界定以来，各地区也纷纷制定了本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享受者从事义务劳动的规定并付诸实施。本文从我国低保义工制度的起源、实施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三方面分析评价我国的城市低保义工制度的合理性，为完善有关制度提出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低保义工制度 起源 发展趋势

　　一、我国城市低保义工制度的含义与起源

　　城市低保义工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是指国家规定处于就业年龄内且具有劳动能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就业的公民，在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同时，应当参加街道或者居委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义务劳动。
　　低保义工最早出现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政府实施了“社区工作项目”、“为救济金工作”的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我国，低保义工制度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不仅直接管理了企业的经营，而且对于由于待业、病休、退休等原因具有劳动能力但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公民提供全方位、普遍的、低水平的社会救助。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往这种社会救助机制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如缺乏激励性，无法调动低保对象劳动积极性，易产生“低保懒汉”；骗保、人情保、关系保等极大浪费了国家的税收资源，阻碍了国家资金利用效率的提升；福利刚性使得待遇支出不断增加，财政不堪重负。1999年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为进一步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首次将低保义工制度纳入了法制化轨道，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应对象从事社会公益劳动，并在深圳、重庆、广州等地也都进行了试点工作。2005年，广州市出台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参加公益劳动规定》，在全国首先大范围推行该制度，率先建立了地方低保义工制度。此后，湖北、重庆、辽宁、江西、北京等省市也先后建立并推广具有本地特色的低保义工制度，使我国的低保义工制度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我国低保义工制度实施的现状

　　总体上看，我国低保义工制度已经呈现出规范化、专业化的特点并且在不断得到完善。但与此同时，现行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不同区域的低保义工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容易导致不公平、灵活性较差和奖励机制匮乏等，需要进一步地加以修正。
　　（一）制度运行逐步规范化、专业化、人本化
　　低保义工制度的专业化和规范化不仅表现在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保障，更体现在各地区具体规定和实施管理的科学和有序。仅以最先实施该制度的广州市为例，其对于低保义工制度的对象年龄做出了明确规定（女18至50周岁，男18至60岁），每周参加劳动的时间制定具体下限（每人每周不少于三个半天，计10.5小时），并列举了如全日制在校生、照顾重病人等免除参加义务劳动的4种情况。除此之外，制度的规范化和专业化也体现了制度设计的人性化趋向，即充分考虑低保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特殊情况，体现了社会救助事业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公益低保制度主要是在基层以街道和居委会作为基本单位实施执行，街道和居委会对低保义务劳动进行直接管理和登记，组织低保对象参加义务劳动。
　　（二）部分地区的制度规定缺乏明确性和具体性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各地低保对象的数量、待遇比如然存在差异，因而地区的低保义工制度的规定也各不相同，这也导致现实生活中往往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低保义工制度比较健全，而中小城市的低保义工制度的规定比较粗略模糊，导致中小城市低保对象的正当权利得不到尊重，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而且也与低保制度以人为本，缓解低收入者贫困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四川省平江县城的低保义工制度设计时，就对低保对象的年龄、低保对象个人、家庭状况（身体健康、上学等因素）缺乏明确规定，容易造成有些中小城市的低保对象在不适宜参加义务劳动也必须参加公益劳动，出现劳动积极性下降、思想波动等问题。这不仅对保障来自低保义工制度不完善地区的低保义工的基本权利是不公平的，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会形成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