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初查由被动审查向主动调查形式转变，并确立初查规则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单位直接移送的举报材料方式向群众举报和匿名举报转变，并出现后者方式逐渐倍增，直接影响检察机关受案方式，原先的书面审查而没有查证过程，则远远不能满足查处案件或者决定立案的职能。面对当时现状，为了提高立案效率和质量，于是1986年3月24日高检院颁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规定在立案前必须先进行“必要调查”，这是职务犯罪初查的雏形，由此逐步确立为“初查制度”。其中第9条规定将立案前采用传统书面审查方式改变为可以使用侦查手段的勘验措施，由原先被动的方式向主动调查方式转变。
　　3．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初查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

　　在高检院1993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案要案查处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职务犯罪初查是检察院办理、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一项重要工作和程序。1995年高检院《关于要案线索备案、初查规定》第一次对“初查”给予定义，即“初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前对要案线索材料进行审查的司法活动”。在1998年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职务犯罪初查”作为检察机关办案工作的一个特定的起始程序固定下来，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1999年高检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2005年高检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初查工作规定（试行)》中规定：“初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线索材料在立案前进行的审查和调查”，对职务犯罪初查进行了总结。

　　三、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必要性

　　（一）司法资源有限性决定初查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在众多举报案件线索中，很少能直接具体反映职务、经济犯罪情况，并常有举报人的主观臆测和倾向，而职务犯罪比普通犯罪更具智能性和复杂性。因而，必须在立案前通过借助初查工作，对举报线索材料进行筛选，获取有价值线索，集中力量有的放矢，避免浪费司法资源，提高司法资源的有效性。
　　（二）法律的公正性决定的初查必要性
　　职务犯罪案件的主体大部分享有一定的职务身份，具有一定的社会效应。若仅凭片面之词，而仓促行事，很有可能被一些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非法目的得逞，不免对被举报人有失公平，影响被举报人职务工作甚至名誉受牵连；从检察职能和对案件事实负责角度，既要保护举报人和被举报人，又要澄清事实，这就要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务必慎重。因此，立案前先经过的初查，如经查证不实则及时终止，如初步审查后有立案必要则采取进一步措施，才是符合法律精神，做到公平公正。
　　（三）侦查模式转换趋势决定初查的必要性
　　新律师法颁布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阶段的前置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强化，要求今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必须将传统的“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即传统侦查工作顺序发生变化，将原先的侦查期间的外围证据收集、大量排查等工作前置，放在初查中进行。这既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案件的挑战，更是与犯罪嫌疑人强有力的对抗，以更快更准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一击即中。
　　（四）当前职务犯罪现状的严峻性决定查处的必要性
　　近年来，职务犯罪不仅没有消减，还日益猖狂，为将职务犯罪有效遏制并绳之以法，大量的实践经验告诫办案人员，检察机关越是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越是办案前期投入越大，才能越有效地扫除职务犯罪，才能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控制力，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稳定。
　　（五）12小时的传唤或者拘传时限决定初查的必要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也就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讯问时的12小时内，攻克不下犯罪嫌疑人，则后果可想而知，如出现错拘、错捕，不仅办案无法查办，检察机关更要反吃官司，到时被动局面，处境尴尬。因此，在“十二小时”规定之前的时间，侦查人员完全可进行不受该“十二小时”限制的调查行为，以占领先机，把握主动权，以保证案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