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信用减等责任作为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发现，在其具体的实现制度层面有待进一步挖掘与归纳，具体而言可以从立法文件和制度运行的角度来观察，如在资信评级制度和欠税公告制度的中的体现。

　　论文关键词　信用　信用减等　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经济法是否有独立的责任及其具体责任形式的探讨已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撇开这些理论的争论，张守文教授的一个观点很值得注目，他认为：“经济法领域是否存在法律责任问题？是否存在‘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经济法是否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形态？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责任的客观性’问题。它是研究‘责任理论’的一个前置性的或者称先在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不断推动法学发展的，是大小不一的‘法学上的发现’…经济法上的‘客观性’可能体现在多个方面…在承认一般的法理，认同经济法是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前提下，就可以肯定的推知：在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同样客观存在…若能发现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形态，并对其作出客观的概括和提炼，则无疑会进一步增进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客观性’”这样的思路揭示了所谓探求“客观性”的两条路径：其一，可以根据一般的法理推定而知；其二，从既有的现象中提炼与概括。本文试从后一种角度来探讨。

　　二、信用减等的实现结构分析

　　信用减等作为一种责任形式在中国立法实践中还属尝试阶段，而信用减等责任要真正实现并纳入法制的轨道，需要大量的立法实践，并构建一整套的信用法律体制。
　　（一）征信立法——信用减等实现的基础
　　目前我国征信立法现状可以归结为多元化的特征，而且多以地方立法为主，按有学者的总结：呈现出三种立法模式：（1）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分别立法…上海代表；（2）个人征信和企业征信统一立法…以海南、湖南和内蒙古为代表；（3）单独企业征信立法。以浙江、广东、四川、北京为代表。这些制定主体多元、利益范围多元和实施办法多元的规章所呈现的问题也是多元的：首先，权力的封锁和不兼容，导致了利益主体的博弈；其次，对信息提供人附加过重的责任，强制提供信息政策如没有激励措施的配合，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提供信息的积极性；再次，各国地方收集的信息数据没有统一汇总，信用信息没有联动和共享；最后，立法层次太低，效力过小。
　　笔者认为，征信立法问题其实是两个最基本主体之间的矛盾问题，其一，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其二，征信机构和被征信人；而明确立法权的中心，明确监管的中心，如中国人民银行，并且明确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时最为关键的，这对于信息的共享，管理的一致与隐私权的保护都是最明确的回答。很多学者对中国人民银行法司在2002年开始起草的《征信管理条例》报以很大希望，因为该部条例承载了很多问题的答案，但因为争论甚多，还未出台笔者试对2011年的《征信管理条例（第二次征集意见稿）进行分析，首先，该部条例，明确了中心监管的机构，即第三条：“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称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其次，对征信机构的设立所需条件，程序及所需依据的法律，如《公司法》，最重要的明确了征信机构解散、破产后，其所保存的信用信息的去向，即第12条第1款：“与其他征信机构约定并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统一，转让其他征信机构。”还有明确了对被征信人权利的保护，如18条：“信息主体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授权……”再如第4章专章规定了被征信人的投诉和异议制度。以及在第7章明确了法律责任。仍旧不足的仍为确定信息的市场化标准，即有偿还是无偿，但笔者在之前的草案中，见过有确定为有偿，可能在后来的讨论中被删除。仍为解决的问包括，法律效力低、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库与地方的和民间中介组织的联动共享、被征信人的权利保护和信用充分运用的矛盾等。
　　（二）信用评估多元化——信用减等实现的具体方式探索
　　信用减等作为信用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其非财产性和惩罚性是主要特征，而如何实现所谓的“失信扩大”，有赖于两条基本的途径，即法律主导和民间主导，在不平等的权力与权利之间和平等的权利之间的多元的途径，但目前尚无法律系统的规定责任的方式，笔者以列举的办法，试以现有两种具体的制度来进行探索，即证券信用评级、欠税公告制度和行政公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