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此无意探讨该项制度在我国的残缺和立法建议，仅想从证券信用评级所凸显的基本原理来印证其和信用减等的关联性。就证券评级的基本原理来看，是由于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引起的。
　　其中，市场失灵的表现为，在证券市场上，投资人和证券发行人的信息不对称，深言之，发行人比投资者更加了解自己的信用状况，故他为了顺利融资，会披露有利于自己的良好的信用信息，而投资者却处于信息的劣势地位，它们为了搜集真实可靠的信息，必须花费更大的搜集成本，不仅如此，这也使得那些信用真正好的发行人得不到投资者的关注从而引起：“坏车驱逐好车”、“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准确的说证券信用评级的本质是一种强化和优化信息的传播，是独立第三方的“牵线搭桥”，他们凭借其“专家”式的服务，提供不同信用等级的发行人的信息，从而降低信用佳的券商的发行成本和投资者的搜集信息的成本。监管失灵方面，准确的说监管失灵的产生的原因是：政府在治理市场失灵时出现的自身的问题，即公权力监管和市场自身监管的界限不明，如监管的非市场化、监管过于宽、过于死和能力的有限，所以更加需要一种市场化的监管来帮助政府，划清自治和他治的界限。
　　2．欠税公告制度——兼评其行为性
　　欠税公告制度在我国是这样规定的：我国2001年颁布的《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给予公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之后颁布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八条所称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保密的情况，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收违法行为不属于商业秘密。”而2004年颁布的《欠税公告办法（试行）》使得欠税公告制度具有了可操作性，该《办法》具体规定了公告的目的、对象、具体的方式。
　　该项制度体现了一种广义上的信用减等的性质，税收机关通过公布企业的“欠税事实”，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了该企业“信用或声誉减损”的效果，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督促欠税人纳税，但其所造成的“信用或声誉减损”的效果却远远大于其欠缴的税额，即该项制度体现了惩罚性的功能，且这种惩罚是非财产性的，可以理解为一种“声誉罚”。然而理解可以如此，但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这样的“公告行为”呢？这种“惩罚性”是否被法律认可呢？笔者认为此问题的症结在于：该种公告制度属于纯粹的事实公告，即行政事实行为，还是行政处罚，即声誉罚？
　　笔者注意到《办法》的第十一条，由此看来该种行政公告的性质定位是与其后的滞纳金、税收保全、税收强制并列的，即同为行政处理的性质，带有行政机关的意思，其不单以告知欠税事实为目的，同样会引起一种义务的产生，即企业应当立即清缴所欠税额，否则将被采取滞纳金或强制措施。另一个角度来看，公告是面向社会的，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公告是依靠一种信用减损“间接强制”增强了其效果，换句话说，如果税务机关仅将欠税事实告知企业，其效果显然不及前者，当然这也就完全失去了“失信扩大”所带来的惩罚性。所以笔者认为，该种公告行为的定性，单以行政事实行为抑或具体行政行为（准确的说是行政处罚行为）的角度似乎有些不够，而以行政公告的性质分类，应更加合理。

　　三、结论

　　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即责任性质层面和责任形态层面，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首先，本文以“经济法责任客观性”的思路和法解释的方法进行推导，试图求证现实中的既有的信用减等的形态，以印证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其次，信用减等是一种信用责任的承担方式，其基本的特点是：非财产性和惩罚性，基本的原理是：失信者不良信用被记录和公开（即“失信扩大”），从而引起失信者的“信用减损”。再次，这种“信用减损”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的性质，既可以定性为公法领域的“声誉罚”，也可以定性为私法领域中平等主体之间的排斥；最后，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初建的中国，可能信用立法体系的完善和信用责任体系的完善尚属远景。笔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分析肯定是需要理论的构架和超越，但更重要的是回归既有的法律框架本身，通过法解释的方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定性与分析经济法责任的现象，应当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