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 　　……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自利、自为、自私的，但却并未明确指出这些都是恶的表现。他们只谈人性，不讲善恶，只讲人的基本生理、心理需要，不论后天的伦理、道德教化及其评价。可以这样说，在法家的眼里，人们不能也不应对自然人性进行善恶的道德评价，人性既然是与生俱来的、人皆共有的自然而然的现象，那么，就不应该给其冠之以善或者恶而加以扭曲。如同食色之性，人皆有之，此性有善恶否？当然没有，人们之所以会有善或恶的意念，实在是基于对其实现欲念的方式方法做出的判断而已。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则为恶；利人利己、大公无私定是善！所以，法家认为正确的做法不是压抑人性而是导引人性——合法地利己。可见，与其说法家主张人性恶，倒不如说法家主张人性无善无恶更为准确一些。 　　其实，在法家思想里，他们观察人性、分析归纳人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判断其善恶，而是为了探寻更加有效的治世方案。他们通过对人性的认识和分析，指出人的最基本生理、心理需要，并提出在因循的基础上加以作为的主张，即实行法治，以法对人性进行导引，从而使天下归治。 　　法家认为，人性好逸恶劳、好利恶害等，恰恰为统治者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可能。《管子·侈靡》中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管子·权修》曰：“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商鞅说：“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韩非也讲：“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人性既然是自然而成的，所以现行政治政策就必须以人的本性为依据，在顺应人性的基础上，用法律来调整人性，用赏与罚两手来发挥禁止和引导的功能，使人们理性地去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使社会规范有序。 　　“人莫不自为也”，法家把它看作是人的本性，是支配人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而把人的各种关系都归结为从自利出发的利害关系。认为人们积极作为的动力恰恰是出于对自利欲望的满足，是在“好利恶害”本性的指导下，以欲望动机和利益原则为原始驱动力而做出的。所以，以法治国要建立在因循人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善恶为标准对人性加以肯定或否定。慎到曾说：“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韩非也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法家明确表示人为了利己，就必然会依循国家政策的引导，趋利避害。因此，“法”的设置只要能满足人性自利的需要，自然也就能为人所接受。 　　总而言之，人既然是一种动物，就必然有与禽兽相似的生存方式以及大自然赋予的生存本能，追求利益是人类的天性也是本能。因此，法家认为人生来就“好利恶害”，“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在不受约束的状态下，人就有可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去损害他人。所以，法家从人性认识的起点出发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方案，主张通过“法治”来导引人性，治理国家。其思想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